近日，记者随团参加了第六届中日韩历史体验夏令营。此夏令营在韩国济州岛进行，主题是“战后历史与创建东亚和平”。然而，在七天的行程中，三国营员的行为差异却成了记者最关注的内容。尽管其中景象不如1992年中日草原行那样对比明显，但是中国年轻的营员们所表现出来的特性仍然值得关注。

　　此夏令营原本由日本人俵义文和韩国人姜昌一发起，至今已历五届。其用意乃是通过实地观察形成东亚历史共识，以求东亚永久和平，后中国加入并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代为组织。本届夏令营共有近200名中日韩三国的青少年参加，主体日程是参观和平之岛——济州岛上的二战遗迹和“四.三”事件遗迹。

　　事前，中方组织者和韩方承办者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商讨，尽量使行程安排趋于细微。因此，在整个过程中考验营员意志品质的地方不多，不可能出现十五年前那种对比鲜明的“较量”。可是，这并不意味不能看出各国青年的不同来，也不意味着我们没有要检讨反思的地方。

　　8月9日，按照既定安排，三国营员一起参观因日军屠杀而消失的村庄遗迹。这处遗迹位于大海边上，需要营员爬上高高的山坡。当天天气酷热，山路上无遮无拦。每个人很快汗流浃背。在坡顶，导游要求大家合影留念。听到摄影师的喊话，韩日两国的营员很快站好队伍，而中国营员却没有反应，自顾自的聊天、说笑。中方带队的老师不得不大声说：大家动一动，不想照的站到一边去。如是再三，中国营员才终于进入了像框。

　　也许有很多理由解释这种行为，特别是中国已经竖起了“个性自由”的大旗，年轻一代都在追求特别的自己，集体荣誉、组织纪律之类的概念早被嗤之以鼻，但是无论如何，基本的纪律和规则总是要守的，毕竟不能用我们的自由耽误了别人的时间。仅有此事而发此种议论或许小题大做，不过，后来的发展证明论据可不只这一件。

　　下午，中方的带队老师宣布：晚上x点x分集合讨论，现在解散。韩日的营员随即散去，而当这位老师也要回宿舍时，一名中国的营员跑过来问道：晚上我们几点集合？老师答道：x点x分。未几，又一名中国营员跑过来问道： 晚上我们几点集合？老师答道：x点x分。未几，第三名国营员跑过来问道： 晚上我们几点集合？老师终于按耐不住：我到底要跟你们说几遍？

　　随团的志愿者中有中国的留学生。他告诉记者， 在晚上的小组讨论中，韩日营员总会依序发言，非常自觉，而中国的营员总是“坚定”的沉默，不管怎么启发和引导都无动于衷。“那几乎是一种挑衅：我就是不发言看你怎么办。你说气不气人？也很丢人。”

　　更让人尴尬的事情发生在饭店。8月12日，中国营员到达釜山，在一家韩餐馆吃饭。这家餐馆供应两种汤：大酱汤和排骨汤。二选一。带队老师让大家根据自己的爱好举手示意要什么。她来回数了两遍，然后将数字报告给餐馆老板。可汤上来的时候多出来6碗大酱汤没人领，排骨汤又不够。经过交涉，餐馆老板才进行了调整，不过脸色非常难看。巧的是，这个时候有一个客人从楼下的位置跑上来向老板抗议太吵了，当他看到我们的时候说了一句“噢，中国人”就下去了。

　　对于年轻一代的讨论早已有之。在孙云晓《夏令营中的较量》中，年轻一代是自私的、缺乏耐性的、缺乏独立生活能力的；在简总的《从“花儿”乐队抄袭事件看“80后”的精神世界》中，年轻一代是“身上存有普遍的缺陷，有的缺陷还是致命性的”。这些论断也引起了普遍争议和反驳。不过，无论如何，年轻一代所生活的环境和因此所带来的特质却是谁也无法否认的。只是谁该为其中的负面部分负责任？

　　归罪于年轻人是容易的。因为这些行为发生在他们身上，不管怎么辩解，某些特征仍然是带有符号性的。最后一个晚上，带队老师分别和营员合住房间。一些女老师发现，孩子们毫不客气的选择了最舒服的床铺，而把高低床留给了她们。一位女老师抱怨说：“这些孩子怎么这样？至少问一声。”另一个女老师则安慰她：““算了，惹不起她们，在家她们都跟父母对打的。反正就一夜。没什么。”

　　不过，老师们私下里聊天时出现了另外的声音。尽管谁都承认独生子女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代人，但是这种不同多大程度是源于这个群体，多大程度是因为这个转型的社会，却是没有一致意见的。有人就提出，孩子们的表现是这个社会较为敏感的反映，他们没有规矩反映的是我们这个社会没有规矩。“子不教、父之过”，而父亲为什么不教？因为父亲也不知道怎么教育好一个独生子女，也不知道怎么教育好一个富裕起来的孩子。推而广之，这个正在转型的社会何尝不在寻找它新的运行规则呢？